8月22日，是一代伟人邓小平诞辰110周年诞辰。最近，央视一套在晚上黄金播出一部长达48集的纪念邓小平诞辰片子——《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再现了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到1984年间，邓小平引领中国走向改革开放的重要历史。昨天，中共中央隆重举行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深切缅怀这位伟人。
随着价值观多元化的趋势日渐突显,国人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也就难免褒贬不一。对一代伟人邓小平的评价也同样如此——从这些日子许多纪念邓小平的文章可看出，国人对历史伟人的评价，不再停留在传统的歌功颂德、为尊者讳层面上，而是基于反思历史、从中吸取经验或教训之目的对邓小平功过发表各自看法。所以，无论褒贬，无论观点对错，都是可喜的进步：因为这意味着国人正在走出非好即坏、非黑即白的二元思维，不再在伟人耀眼的光环下迷失自我——这些对现实中国而言是极为重要的。但本文想指出的是：长期以来，在对邓小平的历史功过的评价上，无论持左右政治立场者，都有不少人将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存在的诸多严重问题和矛盾，归咎于邓小平个人当年所主导的一些重要决策，并因此否定邓小平对中国作出的杰出的、特殊的历史贡献。这种脱离时空的历史条件臧否人物的方法既不客观，也难于发现问题和矛盾的症结所在，从而对症下药。
先谈“不客观”：伟人不是完人。任何一位伟大政治人物，都难免有自身的缺陷、局限；任何一位伟大政治人物，都只能在某个特定时刻或某个历史阶段起到“伟人”作用——为人民为国家为民族作出特殊贡献，而不可能一辈子都伟大光荣正确。这既是常识，也是古今中外无一能例外的历史事实。
邓小平作为一位政治人物，一生有三个堪称“伟大”之举。而其中最值得称道、最令人敬佩的，并非七十年代未、八十年代初将中国推进改革开放之路；也非后来的“九二南巡”再次呼吁改革开放，而是在上世纪“九一三事件”发生不久重新复出后，在极为险恶的政治大环境下顺应民心，冒着再次被打倒的危险与极左路线作斗争，顽强地、极为艰难地采取种种努力改变民生、发展国民经济，力图将处于悬崖边缘的中国往回拉。
只要是“文革”过来人，都会知道在“左”得可怕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当年的努力有多难，有多危险。而从后来已经解密的许多资料中可以看出：邓小平当初是下了极大决心，甚至是抱着当“烈士”的牺牲精神与极左势力作斗争的——他主持中央工作后的诸多政治举措不但得罪了“四人帮”为代表的极左势力，最高领导人也多次在不同场合表达了对邓的强烈不满。而邓小平身上最可贵的政治家品质也就表现在此时——只要他能“悔改”顺从圣意，他的政治生命不但不会有危险，甚至可以成为国务院总理。而当时的最高领导人虽然对邓小平复出后的诸多做法十分不满，但却一直恩威并施予以机会，希望他能“改邪归正”。直到1975年11月20日，仍给邓小平最后一个机会：提议邓小平主持制定一个评价文革“七分成绩，三分不足”的政治局决议，然而“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的邓小平却婉言拒绝。于是，他很快被停止了大部份工作。1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通知，他作为一位“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再次被打倒。
仅凭邓小平这个时期的表现，纵然后来没有改革开放之功，他已无愧于历史伟人称号——须知，在最高领袖口含天宪、政治气候依旧极为恶劣，诸多“不听话”的开国元老不但自身下场十分凄惨，甚至殃及家人的残酷现实下，邓小平此举需要多大的勇气（邓小平长子邓朴方就因株连而落得终身残疾）！
1977年上半年，邓小平没有复出前，影响极大的《参考消息》发过这样一条消息：当时主管国务院工作的副总理李先念一次接见一个国家的政府首脑时（具体谁记不得了），当那位外国政府首脑问及李先念是否代替华国锋出任国务院总理时，李先念明确回答：应当让比我更有能力的人出来担任这个工作（大意如此）。并暗示这个人就是邓小平。当那位政府首脑问及邓小平是否犯了“错误”时，李先念回答说：如果他是犯了“错误”的话，他的错误就是“太急躁”了。
一位堪称伟大的政治家，不但要有政治远见、政治智慧、政治才干，以及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还需要有“苟利国家生死以，岂能祸福趋避之”的血性和牺牲精神。而李先念一句“太急躁”，表面看可以理解为邓小平政治上不成熟，从另一个角度却恰恰反证了邓小平“苟利国家生死以，岂能祸福趋避之”的血性和牺牲精神，——在被打倒刚复出不久、政治生态依然极为恶劣的条件下，如果是一位圆滑的政客，邓小平即使不选择迎合，也可以选择韬光养晦，然而面对妖孽横行、国将不国的现实，忧心如焚的邓小平这时无法再“成熟”，而是选择了不妥协和牺牲！——如果不是“四人帮”很快垮台，他极可能难于善终。并再次殃及全家。
这是邓小平一生最堪称伟大之处！
再谈“难于发现问题和矛盾的症结所在，从而对症下药。”——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走上改革开放之路后的三十多年间，虽然历经诸多大小不一政治风波，但中国经济仍然进入了一条持续、高速发展的道路。中国也进入了有史以来国民生活水平处于最好状态（相比较而言）、国力最强盛的时代。但与之并存的，却是严重的社会不公、贪腐、贫富悬殊、道德滑坡，食品不安全，以及资源过度开发、能源巨大浪费、环境普遍恶化等问题，以及诸多尖锐的社会矛盾。从深层次查找这些严重社会问题和矛盾存在的诱因，无疑是极为重要的。但一直以来，不少人将这些问题、矛盾之所以存在的主要责任归咎于有“改革开放总设计师”之称的邓小平当年的许多重大决策，并因而否定邓小平为中国改革开放作出的杰出贡献，窃以为既有失公允，也将极为复杂的问题简单化。
先谈“有失公允”：自前最高领袖去世之后，中国结束了个人Dictatorship政治时代。邓小平虽是一位政治强人，但他既没有“一句顶一万句”的权威，作为个人Dictatorship体制过来人和受害者的他也比较注重发扬党内民主。所以，从现今太多解密的档案和相关资料中可看出：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复出之后，到上世纪的“九二南巡”，是邓小平事实上真正影响中国的时期。而这十年多一点时间里，他远没有前最高领导人那样具有一言九鼎的权威，只是一些最重大决策的最权威拍板者。许多重大决策，不但要协调代表党内各种声音的元老意见，甚至很大程度上皆受掣于党内保守势力。正因为如此，才有了后来的“九二南巡”。
再谈“将极为复杂的问题简单化。”——邓小平上世纪末再次复出成为最高决策者之后，与党内诸多改革派齐心合力推动改革开放，很快使中国的面貌焕然一新。然而，随着改革不断进入深水区，各种各样前所未有的，与政治体制密切相关的问题和矛盾便不断涌现出来。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也成为包括邓小平在内的最高领导层极为重视、并摆上议事日程的重要议题。并一度在局部进行党政分开的变革。从1986年9月到11月，邓小平本人亦多次提出党政分开。并提出“经济体制改革到了一定时候，就必须要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然而由于诸多极为复杂的因素所致，一度在局部试行的、小心翼翼、十分有限的变革，也受到来自顽固势力或明或暗的作梗和狙击。并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那场政治风波之后彻底夭折。从此，政治体制改革虽偶尔有人提起，但却成为边缘声音。所以，如果将政治体制改革一直滞后的原因归咎于邓小平或某一位领导人，都必将使极为复杂的问题简单化。
纪念一代伟人，最重要的并非拘泥于个人是非功过，而是总结经验教训，而是为超越伟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这样告诫本党同志：“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句话，至今仍有巨大现实意义——解放思想永无止境，实事求是当无禁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所言：“我们自己不足、不好的东西，要努力改革。外国有益、好的东西，我们要虚心学习。”一切不合时宜的条条框框都应冲破，一切阻碍民主与法治进步的禁锢皆应抛弃。唯此，中国才能走上一条长治久安、民富国强之路。也唯此，才是对邓小平最好的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