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民的名义》开播之前，周梅森淡出公众视野已有10年。
从2004年开始，投资方已不涉足反腐题材电视剧。在那之前，周梅森创作的《人间正道》、《绝对权力》、《国家公诉》等小说，都先后改编成为了红极一时的电视剧。
在影视上沉寂过后，2005年作家周梅森在中国股市历史上留下独特“烙印”。在当年的股权分置改革中，作为金丰投资的第一大流通股东，周梅森先后发出三封公开信，使得金丰投资成为全面股改开始之后唯一一家因中小流通股东维权被否决的上市公司。
周梅森出生于江苏省徐州市，这是经济和工业大省江苏的唯一产煤区。他在14岁时就成为了一名矿工，在第一篇小说发表5年后的1983年，因为《沉沦的土地》一举成名，周梅森转型成为一名职业作家。
“你是中国作家中最懂经济的，大风服装厂拆迁和股权争夺一案就设计得非常巧妙，成为撕开权力与利益的结合点”。周梅森愣了两秒，放下正在回复信息的手机，很认真地盯着记者说，“我天天在研究经济，天天和律师在一起研究案情”。
2014年，周梅森卷入徐州一家地方银行的股权纠纷官司中。他称数年前匿名持有的该银行股份被代持的“朋友”违规抵押了，“朋友”资金链断裂，银行要收回股权。手持股权证的周梅森由此陷入一场涉及金额高达4000万元左右的股权纠纷官司。
以中国经济改革的亲身经历和反腐肃贪的真实案例为素材，以及早年在政府的挂职经验，周梅森创作出了《人民的名义》。
4月10日下午，在位于南京市某地16楼的工作室大阳台前，周梅森接受了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的专访。
谈人物：“达康书记”可能变坏
《21世纪》：现在“达康书记”这个人物非常火爆，是你想到过的吗？
周梅森：没有想到过，但我很喜欢这类型的干部。
《21世纪》：我过去也写过很多落马的官员， “达康书记”这样的人似乎不多见。
周梅森：这样的官员是大量存在的，但都是一种类型，有着共同的特点，能干，但都很霸道，这一点他们像“达康书记”一样。比如，当遇到类似丁义珍事件时，从来不先检讨自己，而是先找纪委书记，也就是将责任先推掉。
李达康这种干部其实是很容易出问题的。我在《绝对权力》就写过，以干事为名，就要集权，就要不受监督，怎能不出问题，于是发生了塌方式腐败。能源领域的腐败是一个典型。如果有第二部，他是要变坏的，可能会“进去”。小说留下了尾巴和悬念，李达康下一步会成为主人公。
谈创作：最高检立项，减少审批程序
《21世纪》：首播在湖南，但拍摄在南京。
周梅森：首先，导演李路和我都住在南京，这样就能利用更多的资源。第二，江苏省委宣传部其实是我们的第二出品方，从立项开始就给了非常大的支持，有困难就协调，包括动用直升飞机，不少领导亲自出面协调。这是幸运之处。我觉得人和人之间有缘分，没有开明的领导，没有李路的顽强，就没这部戏。
《21世纪》：但电视剧的立项没有选择江苏。
周梅森：最高检在北京直接立项，江苏也是特别支持。如果在江苏立项，现在肯定还没拍呢。
《21世纪》：人们对汉东省、京州市等产生了很多联想。
周梅森：有人分析，写的是某某省，有的说是其他省份，这我没办法解释。总的来说，你可以理解为中国的一个经济发达地区的省份。
《21世纪》：戏剧中的林城，是达康书记待过的地方，有煤矿塌陷区的治理，这个应该是徐州。
周梅森：这倒是事实，是我对家乡的支持和宣传。我的老家是徐州贾汪区，有200多年的煤炭现代开采史，以前到处都是地貌的破坏，近10年来他们坚持治理，成为了旅游景点，我高度赞同。
谈批评：“我找到了一个最大的公约数”
《21世纪》：今天有批评的文章出来了，你怎么看？
周梅森：有人说，周梅森老了，没有带来新意，对改革没有新的贡献。天啊，我只是写了一个小说，创作了一个文艺作品，拍了一个电视剧，那些伟大的抱负不能期待我一个文艺作品替你完成呢。这真的不是我的事情，对我太苛求了。现在，我很欣慰，主流价值观能够在年轻人当中引发共鸣，我找到了一个最大的公约数。
《21世纪》：也有人不满意。
周梅森：小说、剧本和电视剧，最终能够问世，是因为我们非常开放的。找最大的社会公约数，就要有取舍。当然，这种努力，不会让所有人都满意。
从官方角度看，10多年了一直没有一个大的反腐剧，所以各方尺度都放大，社会能见度加大，百姓的期望值得到了最大的满足，符合了百姓认知的社会现实，是非常好的。
《21世纪》：你寻找最大公约数的过程中付出了什么样的努力，得到了怎样的支持？
周梅森：这里要感谢老部长（中国作协原党组书记翟泰丰），他一直是我的总顾问。
也要感谢最高检影视中心。我和范子文10多年前就合作了，双方都很了解熟悉。他这个人从来不推卸责任，从不把压力传递给下属，也很会鼓舞士气、振奋人心。但是，剧本成熟后，他在法律等意见把关上是极其严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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